來源：學習時報   鳳凰網      作者：韓鋼

 20世紀的中國，如果說到變化，最深刻、最廣泛、最舉世矚目的變化無疑是改革開放。1976年粉碎“四人幫”并實際終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國逐步撥亂反正：清理“四人幫”幫派體系，整頓黨政班子和調整人事，恢復和整頓生產、工作和社會秩序，落實農村和農業政策，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平反“文革”時期和“文革”以前的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和干部政策等等，所有這些，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前提條件。沒有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舉步維艱。
 
        在一系列撥亂反正中，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就是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1985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過一段這樣的話：“多少年來我們吃了一個大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極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正值改革大潮涌動，鄧小平說：“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

       “多少年”從什么時候開始？至少可以追溯到1957年。1956年中共八大確定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解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黨從這時起將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建設事業上來。然而，不過一年，中共八大的這一決策就被否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被認為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歷史在這里拐彎，中國陷入了以主要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矛盾的誤區。即便是以工業化加速為特征的“大躍進”運動，也充滿了“階級斗爭”色彩，“反右傾保守”“雙反”“插紅旗，拔白旗”“反右傾機會主義”等政治運動，成為那場“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的“階級斗爭”手段。“大躍進”導致了國民經濟嚴重困難，1960年代，黨和國家逐步調整政策，緊張的政治空氣一度緩和。然而，調整經濟、政治和社會政策的不同主張，群眾為克服困難采取的包產到戶等各種自救措施，再度引發分歧。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被認定為刮“單干風”，是“資本主義復辟”和“修正主義抬頭”。經濟上的左傾錯誤尚未根本糾正，政治和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則進一步發展。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被斷言都存在資產階級和復辟企圖，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以階級斗爭為綱”等觀點占據主導，“階級斗爭”被要求“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甚至“一萬年也要講”。有所緩和的國內形勢再度緊張，一些提出調整農村政策、統戰政策、對外政策的領導人受到指責，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代表人物遭到嚴厲批判，政策調整中的高層分歧演變為更為劇烈的沖突，終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文化大革命”將“階級斗爭”推向了極致。晚年毛澤東對整個黨和國家的政治形勢嚴重誤判，認定黨、政府、軍隊和文化領域混進了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大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已經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形成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從而發動了這場所謂“政治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的“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任何事實根據，而且在理論上和政策問題上嚴重混淆了是非。它打倒了一大批黨政軍領導人和干部，打擊和排斥知識分子和科學技術人員，造成了全國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大混亂，各級黨組織和政權機關嚴重癱瘓和半癱瘓，生產、工作和各項事業以及人民生活受到嚴重破壞、干擾和影響。中共中央后來對此作出結論：“‘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痛定思痛，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反思歷史，總結教訓。從1957年到1976年，長達二十年的中國社會，生產力沒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沒有多少改善，更遭受了十年“文革”的內亂，深刻的教訓在于長期推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了中國當代歷史上最具深刻意義的轉折。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才解除了長期阻滯黨和國家重心轉向現代化建設的理論和思想桎梏，才消解了干部、群眾對發展生產力和不斷滿足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問題上的種種困惑、疑慮甚至恐懼。思想的閘門打開后，社會迸發出無限的活力和創造力，中國邁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不能比擬的巨大成就。

1980年代后期，鄧小平以“三個轉變”概括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一九七八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過去作了系統的總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中心點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三個轉變”歸納到一起，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入1990年代，年屆九旬的鄧小平以中國共產黨老革命家的身份囑咐：“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是他最后的政治囑托，更是長期“以階級斗爭為綱”教訓的深刻總結，也應當是永久終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標志。

    早前報道：社科院院長稱國內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
    
     《紅旗文稿》近日刊發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的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文章稱：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