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云山先后發表了《為了誰 依靠誰 我是誰》、《扎實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辯證全面地看 科學求實地辦》、《創發展新局面、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推進理論大眾化中增進共識凝聚力量》等系列文章，在全國黨員干部中引起了熱烈反響。對劉云山同志的系列講話，應該如何系統而準確地把握其核心精神？就此，人民網記者專訪了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希賢。
張希賢認為，劉云山同志這四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歷史使命。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是當代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使命。第二個主題是要建設與我們國家綜合國力相對稱的文化軟實力。這是在現實國情基礎上完成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歷史使命的必然要求。第三個主題是怎樣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張希賢指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我們今天遇到了以下四個方面的現實問題：
一是怎樣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劉云山講話著重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大眾化的問題。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大眾化的問題就是怎樣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的問題，這是一個理論教育、理論引導、理論武裝的問題，是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前提。
二是如何在實踐中創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大眾化這個前提后，就是我們的人民怎么去應用理論，在實踐中創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問題了。當前，我們文化發展相對落后的一個地方就在于沒有反映出成功實踐的先進文化。我們文化發展的實踐很好，但是文化建設沒有跟上，沒有生動地、創造性地反映全國人民在現代化建設中氣勢恢弘、波瀾壯闊而且極其復雜的社會實踐。
三是文化建設"為了誰"、"依靠誰"？我們的文化建設要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推動文化建設的著力點，就在于深入基層、深入實踐、深入群眾，把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偉大實踐經驗給予提煉、結晶、升華，創造出無愧于這個時代的偉大的文化作品。
四是如何鼓勵人民群眾的文化創造力？我們除了要有一個專業的文化創作隊伍，還要鼓勵老百姓自己去發展文化生產力，讓老百姓創造出自己的偉大文化作品。要從老百姓最關鍵、最需要的地方入手，有效激發人民群眾的文化創造活力。
圍繞劉云山系列講話的三個主題和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四大問題，張希賢對改革開放新的30年的新歷史使命進行了詳盡論述。
改革開放新30年需要文化新覺醒
——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新歷史使命
張希賢說，縱觀世界文化歷史潮流，在18、19世紀，世界的文化潮流起源于西歐，以英法德為代表，而到20世紀，世界文化潮流的重心轉向了美國，以美國為中心，以日本和英法德做基本支撐點，對全世界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當年我們學習西方，就源于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中國的經濟相對于美國底子太薄，美國的經濟總量是我們的數十倍，這才引發了中國人民奮起學習西方，中國知識分子全面接受西方模式的熱潮。所以說，文化發展取決于經濟發展的腳步，誰是世界經濟前三名，世界文化就跟著誰走，世界各國的文化就跟誰學。當年，我們是世界經濟第39位，所以，我們就向當時的美國、日本、德國學習。30年后，我們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全世界都開始調頭向中國學習，而這個時候我們自己卻還在學習西方，沒有調過頭來。這是由于我們的文化發展模式還停留在過去的30年，沒有發生新的文化覺醒，我們的不少知識分子仍然沉湎在學習西方的狀態之中。
中國向西方學習，學什么？張希賢表示，學習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學習文化的問題。今天我們學習的那些經典的物理、化學、音樂、美術，也是學習18、19世紀英法德的東西，包括經典音樂、經典文學作品。20世紀我們學美國，主要也是學的美國文化。因為經濟本身是火車頭，是沒法學的，必須通過文化來引導，經濟模式本身是一種經濟文化問題。如果文化跟不上，那是暴發戶，是沒有文化的發展。中國現在的經濟實力剛達到世界第二位，這臺機器剛開動起來，剛走過粗放型發展，正從粗放型發展向科學發展轉變。在我們的綜合實力進一步提升的時候，就遇到一個文化如何提升的問題。我們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任務相當繁重。
"改革開放新的30年，需進一步實現文化自覺、文化新覺醒，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張希賢說。
在17-19世紀，世界文化中心在歐洲，20世紀在美洲，21世紀要轉向亞洲。這個世界文化中心，中國是主力，但不是全部，還包括日本、韓國和印度，組成了一個大的文化板塊。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不可能有永遠挺立在世界發展潮頭的國家，一個國家引領世界發展的潮流基本上也就是五六十年的周期。中國若要抓住這次世界發展的大機遇，就需有文化發展的新覺醒。所以，劉云山同志的講話，實際上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共產黨人的一種覺悟，就是怎樣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創造出無愧于時代和世界發展潮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張希賢表示，在改革開放新的30年，中央提出文化自覺，這里其實涉及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自覺與文化新覺醒問題，告訴我們要改變改革開放過去30年里中國知識分子對文化發展基本模式的認識，要改變我們黨的領導層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思路。改革開放過去30年的基本模式和思路，是基于對西方的政治、經濟、藝術等各方面全面學習和模仿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一種模式，我們整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團隊，從大學乃至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界，言必西方模式，學必西方道路，而對我們身邊老百姓的創造有些忽略。
在改革開放新的30年開始之際，過去的文化發展模式與現在新的改革開放實踐發生了矛盾沖突。這種矛盾沖突就在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模式已經走向了衰落，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新模式正在崛起。對于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新的文化創造和文化價值，我們的知識分子恰恰還沒有創造出文化作品來。這正是我們今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當中的一個基本的歷史使命。
文化新覺醒需解決"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
——文化的本源基于群眾的創造
要實現文化自覺和文化新覺醒，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要解決"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劉云山同志在講話中指出，13億老百姓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整個國家文化的創造者。我們的生活如此豐富多彩，30年的改革開放如此色彩斑斕，其實都是老百姓的創造。改革開放過去30年老百姓所表現出來的跌宕起伏的心理感受，從貧窮走向小康的奮斗歷程，我們反映出來沒有？我們是不是緊緊地依靠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奮斗寫出來了？真正的文化作品是反映時代的文化作品。當年俄羅斯的大小托爾斯泰，就是描繪俄羅斯的實際社會變遷；美國海明威的一些作品，也是描繪美國的社會變遷；法國的巴爾扎克、司湯達、盧梭，英國的雪萊、拜倫，都是反映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變遷。
"文化建設首要的問題是解決‘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否則就創造不出無愧于時代的文化作品，這是文化的本源。所以，必須到基層去，深入群眾，這樣才能真正創造出文化精品"，張希賢說。
張希賢舉例說，當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陜北作家柳清寫過一部創業史詩，這是他在延安整風之后到陜北當了三年鄉文書才寫出的，所以寫得才特別真實。正是那代作家在延安以后走向了基層，寫的是老百姓的真實奮斗，把那個時代寫的很好，才有了我們建國后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改革開放的30年，老百姓的偉大實踐需要我們文化工作者進行深刻的總結。在改革開放新的30年里，更需要我們文化工作者以中國人的奮斗為創作本源，依靠中國人的實踐，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反映這個偉大的時代，創作出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文化精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特征是大眾文化，是毛澤東那個時代講的工農兵的文化，是我們今天講的人民群眾文化。這種大眾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承中的顛覆"，張希賢說。
我們要傳承五千年的文化，但中國傳統文化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老百姓只能創造出原生態的文化。正因如此，毛澤東就曾指出，在中國只有地主有文化，農民階級沒有文化。舉一個例子，從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里，整個中國才培養了20萬8千名大學生，這還是中國歷史上教育大發展的時期。37年才這么多大學畢業生，這說明了一個歷史事實，就是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里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沒有文化的。過去《司馬光砸缸》、《孔融讓梨》和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的傳奇演義，還有《牡丹亭》、《紅樓夢》，都是反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文化。
相反，我們共產黨創造的文化恰恰不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而是毛澤東所說的，我們創造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我們今天要建設的是源于人民大眾實踐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具有科學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種文化是大眾文化，是對中國過去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一種顛覆。一方面，這種大眾文化所有的典型都是工農兵大眾。雷鋒、歐陽海、小二黑、李雙雙、王杰等等，全部都是工人、農民的鮮活形象，反映的是中國人當家做主人的新時代。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宣傳的紅色文化就是源自于當年的工農兵文化。當年的電影《紅日》、《紅巖》、《紅旗譜》、《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平原槍聲》、《野火春風斗古城》，反映的都是工農兵大眾自己的奮斗歷史，都是紅色文化的起源。
文化新覺醒需解決"我是誰"的問題
——文化建黨，增加執政成果的文化含量
正如劉云山指出，明確"為了誰"、搞清"依靠誰"，歸根到底還是要解決好"我是誰"。這個問題對于每個黨員干部來說非常重要。張希賢指出，我們的干部要提高自身文化創造力，讓自己的執政作品更富有文化內涵。比如說城市建設，一個干部具有什么樣的文化品質，就會把一個城市建設成為什么樣的文化氛圍。你建設的城市有沒有文化含量，老百姓能夠從城市建設中一目了然地看出來。我們必須增加執政成果的文化含量，這樣老百姓才會更加滿意，執政才會更有成效。
同時，還要注重從老百姓當中發掘更多的文化人才。鳳凰傳奇、旭日陽剛、西單女孩，這些人都是大眾出身，他們的文化創作很多人就很喜歡。這種文化確實給我們國家的文化帶來了一種生機和力量。而且，相對于劇院、殿堂里面的表演，大眾文化的創作成本很低，卻又是代表整個社會發展的一種清新力量，是大眾文化的一種方向，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因為他的感情就是從老百姓那里來的。因此，除了我們的專職文化工作者以外，還應當把觸角伸得更廣一點，培養出一種大眾的文化創作隊伍、文化演出隊伍，乃至文化發展隊伍。
此外，張希賢認為，當前，我們需要發揮好知識分子隊伍的作用。今天，我國有六千萬大學生畢業生，我們應當在指導大學生就業上調整政策的導向，通過政策指導、資金支持，使一部分人分流出來，投向文化的創作。我們13億人當中有很多好的創造，很多無價瑰寶，就需要我們的六千萬大學生當中有那么幾百萬人深入到基層，深入到群眾，專門培養出一支文化教育、創作和演出隊伍。當各個層次的人都能投身到自己的愛好當中，就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新覺醒。這群文化戰線上的文化自由人隊伍，怎么去扶持、引導，都需要我們認真考慮。
張希賢指出，胡錦濤總書記的"七一"講話和劉云山同志的這幾篇講話當中，包涵著一個文化建黨的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要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貫穿到黨的建設全過程。要辦好中國的事情，創造偉大的文化，關鍵在能不能把文化建設貫穿到黨的建設全過程當中。因此，我們新時期黨建有一個轉型，就是要實現文化建黨，把黨建設成為富有很高文化含量的政黨。當前，我們要建設一個偉大的文化強國，首先要建立一個偉大的文化政黨。要讓黨員、干部、基層黨組織、各級黨委都講文化，使整個黨富有文化含量。
新時期要提高黨組織的文化含量，提高黨員干部的文化素養，就必須要高度重視文化建黨，培育我們的黨建文化。文化建黨就是用什么樣的文化建設我們黨，在我們黨建當中又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黨建文化。這是我們新時期在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當中，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注重文化建黨和黨建文化創新，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我們黨能否跟上時代潮流，領導好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
結語
——中國文化需要"走出去"
張希賢說，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社會建設，很多地方干部對文化方面的重視力度不夠，多為對西方文化的臨摹，一種與中國文化不協調的臨摹，最后搞得不倫不類。在新的30年里，我們應當把其他國家的文化藝術精華同中國的文化結合起來，創造出屬于我們21世紀中國領導干部的文化作品來。我們的干部要學貫中西，認真向西方學習，學習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做出中西合璧的執政作品，不僅要有屬于中國的味道，而且是幾方面文化的有機結合。美國曼哈頓群島上的自由女神，原本的模型是巴黎圣母院旁邊的塞納河橋上的一個普通城雕，美國人把它成功地移植到了曼哈頓群島上，把它建得特別恢弘，富有美國的文化味道，一下子成為了20世紀美國文化的象征。這說明文化的借鑒是一種文化的再創造，單純的搬過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們的文化發展和文化再創造，要對人類共同文明進行借鑒、傳承與吸收，要學貫中西，古今中外融會貫通，充分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精華，一方面加強我們的文化底蘊，另外一方面有利于我們的文化走向世界，這樣才能有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我們的文化"走出去"的時候，面臨一個人家接不接的問題。張希賢舉例說，京劇是我們國粹，但恰恰是梁祝小提琴作品是被世界所接受的中國經典作品。為什么梁祝就能為世界所接受，而京劇就不能？因為世界上很多人懂小提琴。所以，文化的影響傳播需要一個共同的文化形式，哪個文化形式好，我們就得用哪個。文化作品富有內涵后，再通過共同的文化形式，就很容易在世界上傳播，并能影響世界。
中國文化要"走出去"，就需要有一個能讓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文化形式。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真正能夠在世界通用的，讓全世界接受我們文化的文化形式，這樣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全世界才能學習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