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日,我國已經實施了突發事件應對法,此外還有防震減災法、消防法等,并且相關法規規范也相繼得到修訂和完善。現在的關鍵問題不在于有沒有法律,而是相關法律有沒有被執行到位。

　　應急管理的關鍵,實際上就是對危機事件信息的獲取和傳遞、專業信息的研判、指揮信息的發送和應用。

　　應急管理的科學決策,往往建立在以往案例的教訓、經驗等知識的基礎上。應急管理方面知識的有效積累、高效傳播、定期更新等方面仍需強化；領導、專業人員、專家學者都需要應用好知識管理。

　　通過有效考核,提升各部門應對綜合危機的能力；通過有效的責任分解,提升政府整體應對危機的能力。

　　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共同預防與處置”的機制,這也是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六條規定的社會動員機制的建立與完善

　　近日出臺的北京市新版應急預案把應急管理的責任明確化,并納入主要負責人和相關負責人的職責績效考核之中,就是要強化各級領導和具體負責人的應急管理意識,并逐步把應急管理納入常規化管理之中。

　　從國內外的實踐來看,在應急管理的過程中,政府要發揮最關鍵的作用,而社會的理解、支持、配合,也是有效應對危機的重要保障

　　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南非世界杯號稱斥巨資打造了史上最牛的反恐之盾,而在整個賽事開始之前,其應急反應小組就宣稱,已經就世界杯期間有可能發生的生物及化學事故、體育場坍塌、飛機墜毀和洪水等突發事件做好應對準備,確保世界杯比賽的正常進行。

　　如何應對突發事件,已經成為當前世界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議題之一。

　　近日,新版《北京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出臺。據了解,這是北京市第三次對應急預案進行修訂,前兩次分別在2004年、2005年。與前兩個版本相比,新版應急預案在政府職責上加大了“砝碼”,規定應急處突執行“行政領導負責制”,這也意味著北京市的官員在應對突發事件上的表現,將決定其仕途發展；同時,細化了突發事件分類,恐怖襲擊、核事件與輻射事故等一系列其他國家曾發生過的重大突發事件,以及外來生物入侵等科幻片預演的場景,均被寫入最新發布的《北京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并提出了十余個應急策略。

災難頻發曝出諸多問題

　　非典、冰災、地震……自2003年SARS危機以來,我國應對緊急事件的能力有了長足進步。但在救災的管理體制、準備機制和救災款物的監督等方面,社會輿論仍有微詞。

　　《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當前人們對于我國突發性災害應急管理體制的某些深層次問題的質疑主要來自這樣幾個方面:

　　有人提出,首要問題在于“沒有統一的國家防災減災基本法保障”。

　　“這種主張的確反映了客觀現實,但并未揭示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認為,2007年11月1日,我國已經實施了突發事件應對法,此外還有防震減災法、消防法等,并且相關法規規范也相繼得到修訂和完善。“現在的關鍵問題不在于有沒有法律,而是相關法律有沒有被執行到位。比方說,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規定,‘縣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鄉級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應當組織開展應急知識的宣傳普及活動和必要的應急演練’,但在實際中,有些部門和單位并沒有切實地將‘應急演練’納入平時的工作日程”。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目前“沒有統一的政府災害管理機構”,也是導致各方“措手不及”的重要原因。

　　有人建議,應借鑒國外災害應急管理機構設置的經驗,建立一個由國務院牽頭的處理包括自然災害在內的各種危機事件的綜合協調部門。

　　楊建順認為,從大部制改革可以看出,類似的體制變動、機構合并涉及的層面太復雜。建立處理危機事件綜合協調部門“不是不必要”,但是,仍需“反復論證,謹慎操作”。

　　而對于救災力量和應急指揮分散,甚至出現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現象,則更是社會各界頻頻提出的問題。

　　對此,楊建順深有感觸,他坦言,在很多抗擊災難的場合,曾不止一次被溫家寶總理奔波勞累的身影所感動。“這就有必要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救災機制運轉得更順暢一些,我們的總理是不是就不用這樣勞累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行政法專家姜明安也認為,“我國在應急法律體系和機構設置上的確有些分散,不一定要照搬國外模式,但需要逐步整合?！?BR>